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邊疆治理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，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：“深入推進新時代興邊富民行動，切實維護民族團結、邊疆穩固。”邊疆地區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要求，深入推進新時代興邊富民行動，關鍵要在壯大工業經濟上求發展，在發揮比較優勢上謀出路，在對接國家戰略上做實功，在優化城市建設上譜新篇。

壯大工業經濟。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新時代新征程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偉業，實現新型工業化是關鍵任務。”壯大工業經濟、提升工業化水平，可以帶動農業進步和服務業發展，帶動土地增值和城鎮化建設，帶動勞動力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，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。我國一些邊疆地區，由于工業發展相對滯后，難以反哺農業、助力服務業，難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，這使得邊疆地區青壯勞動力不得不外出謀生，其創造的財富不僅大多留在邊疆地區以外的城市消費，還會進一步加劇邊疆地區人口老齡化、消費市場萎縮、勞動力市場緊縮等問題，使得投資和創新的動力隨之減弱，經濟增長的潛力受到限制。破解這一難題，就要因地制宜鍛長板、補短板、強基礎，推動產業體系優化升級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，通過發展特色產業激發地區發展新動能，讓邊疆地區真正成為工業經濟發展的熱土。

發揮比較優勢。長期以來，制約我國邊疆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市場。從國內市場看，我國人口和消費市場集中在內地。邊疆地區的商品銷往內地，物流成本較高，與內地同類商品相比缺乏競爭優勢。比如，西藏牧業資源豐富，但是肉奶等農畜產品在內地的銷售量卻不大，其資源稟賦難以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。從國際市場看，邊疆地區的商品想要到達海外市場，物流成本比沿海地區高很多，市場競爭力就比沿海地區低，難以完成從商品到貨幣的跳躍，甚至可能陷入生產越多、虧損越大的惡性循環。我國邊疆地區曾經因為市場的制約，在發展加工增值、延伸產業鏈條、壯大工業經濟、提升工業化水平的道路上步履蹣跚。因此，邊疆地區只有依托自身條件稟賦，適應市場經濟要求，暢通物流渠道、降低物流成本，發揮比較優勢，真正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，才能在融入新發展格局、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。

對接國家戰略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實施，推動邊疆地區外貿進出口持續增長。比如，2024年，云南省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5.1%，跨境電商進出口同比增長13.6%；新疆外貿進出口總值4351.1億元，同比增長21.8%，高于全國總體增速16.8個百分點。同時要看到，一些邊疆地區的轉口貿易雖然大增，出口加工卻是緩升。如若不能積極對接國家戰略，錨定海外市場，承接內地產能，發展出口加工，就可能失去難得的發展機遇。邊疆地區只有與時代同頻共振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、加強經濟交流合作，更加主動服務對接區域重大戰略，才能更好推動國家經濟繁榮、更好實現自身經濟發展。

優化城市建設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，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。”邊疆地區工業發展同樣需要現代城市托舉。現代工業的集聚發展，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產業配套，對于城市建設的要求比較高。目前，我國一些邊疆地區正在加大力度推進城市建設，也暴露出一些問題。比如，“統”的力度不大，為了兼顧各地市的發展，在規劃城鎮化建設時力求面面俱到，反而失去重點；“合”的程度不高，在城鎮化建設中難以發揮協同效應。這就可能造成城市建設資源分散，導致大城市發展不充分，產業支撐能力不足，城市綜合承載能力、要素集聚能力、自我發展能力不強。只有根據邊疆地區稟賦條件、發展潛力等實際情況，科學規劃、因地制宜推進城市空間布局形態多元化，充分發揮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集成效應，才能為城市建設注入持久活力，為工業發展增添強大動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