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的全國兩會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強調，要“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”，對生態治理進行戰略謀劃。當前，湖南生態治理存在跨部門數據共享不充分、技術應用在基層缺失、缺乏有效促進社會共治的智能手段等短板，制約了治理效能的提升。亟須借助“三智一體”（智能感知、智能分析、智能決策）的廣泛應用，推動生態治理模式從“被動響應”向“主動防控”轉型。

提升智能感知能力，構建全域監測網絡。一是多技術配合，打造“天空地”立體監測網，解決傳統環境監測“看不全、測不準”的問題。可由衛星負責大范圍掃描、無人機盯緊重點區域、地面傳感器精準定位污染源，三者配合實現“無死角”監控。并且所有設備采用統一的數據格式，避免設備之間“語言不通”“數據打架”。二是以“區塊鏈+考核激勵”等智能化方式破解各地區、部門間環境監測數據共享這個“老大難”問題。比如打造一本像“公共賬本”的“湘江鏈”平臺，各部門把監測數據加密后上傳到區塊鏈，再通過12種權限設置實現安全流轉。這樣一來，A市的水質數據和B市的排污數據可以快速匹配，讓跨界污染溯源從過去15天縮短到42小時。更關鍵的是，平臺給每個部門算“數據貢獻分”，誰共享的數據多、質量高，政績考核就加分，有利于打破“捂著數據不放手”的舊觀念。未來，可通過給環境監測數據“上戶口”，明確數據權屬和交易規則，進一步激發各地區、部門“主動交數據、用好數據”的熱情。三是在智能化監測設備布局中，既要保證監測精準，又要考慮成本控制。以江蘇省化工園區為例，園區將監測區域劃分為核心區、緩沖區和外圍區，根據不同區域的風險等級，分別以50米、200米、500米的間隔安裝5G智能監測設備。這種“分區分級”布局方式，能將揮發性有機物（VOCs）泄漏的定位誤差縮小到3米以內。同時設備內置智能算法，可自動識別污染高峰時段并動態調整監測頻率，既高效又省電。

深化智能分析應用，破解基層技術瓶頸。一是建立智能化環境監測模型“分層支持”體系，確保基層環境監測精度。基層的環境問題往往分散且復雜，通用的智能監測模型難以精準。廣東省的“三級模型”提供了可行方案——國家級平臺研發通用大模型，省級部門開發針對特定污染的專用模型，基層則利用簡化技術，使上級模型適配本地需求——這種方案能讓基層監測設備的運行速度提升5倍、存儲空間節省80%。二是智能工具的設計不能光追求“高大上”，還得讓基層監測人員用得上、用得好。比如安徽的“環管通”App能成功，就靠三個“實招”：操作簡單，像用手機一樣能語音指揮、手勢控制；功能靈活，水質分析、污染溯源這些模塊可以像搭積木一樣按需組合；數據錄入方便，巡查員手寫的記錄直接拍照就能轉成電子臺賬。這個App開發時，開發團隊先到監測站蹲點聽意見，做出簡易版試用，再根據反饋快速改進，體現了“基層需要什么，工具就升級什么”、技術真正服務于監測實戰的理念。三是同步改革管理方式和考核機制，讓智能化技術在基層環境監測中真正落地生根。比如黑龍江省借助AR技術，讓專家遠程指導現場監測人員，同時簡化數據上報流程，要求干部必須通過環境監測系統操作考核。這套“技術+流程+考核”的組合拳，較好地解決了過去“設備買了不會用、數據傳了沒人管”的問題。

完善智能決策機制，凝聚多元治理合力。一是綜合利用多種智能技術，讓智能決策系統像“會思考的大腦”一樣可實現動態優化。比如重慶的智能治水系統通過三個步驟實現自我升級：第一步，用“虛擬鏡像”技術實時模擬河道水質變化；第二步，在數字模型中演練不同治污方案及其成效；第三步，根據每次處置結果自動調整策略。這種“邊干邊學”的智能決策機制，能讓生態治理系統在面對突發污染時更快找到最優解。二是建立智能化激勵管理系統，讓更多人主動參與環保。比如用智能電表監測家庭節電量、用垃圾分類傳感器記錄垃圾回收量，這些數據通過系統自動生成“綠碳積分”，積分不僅能兌換超市優惠券、抵扣水電費，還能進入碳交易市場兌換現金。三是以智能化手段縮小城鄉環境治理差距。比如北京“接訴即辦”系統可依托智能技術分析城鄉群眾的環保投訴內容，并平等處理不同區域的訴求，避免出現“重城市、輕農村”傾向。未來，可在生態環境智能監測與決策平臺中引入生態脆弱性、經濟發展水平等參數，為農村地區分配更多監測資源，根據區域特點動態調整污染治理優先級，推動實現城鄉環境問題的公平治理。

（作者系長沙環境保護職業技術學院監測學院副院長、副教授）